然而，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这番反驳并不能服人。参加《财富》峰会的“最有权势的女性”，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，年薪至少在百万上下，就像51岁得子的Hewlett一样，都是超人。而挣十几万的女性，虽然是事业上获得了高度的成功，但毕竟还是一般的中产阶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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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wlett的可贵之处，是没有因为自己是个超人，就要求别的女性也去当超人。也正是如此,她提出了一般妇女在事业和生活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。《纽约时报》的书评指出：“她提出的是下一代女权主义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。大多数妇女对这一问题的关心，要远远超出对性骚扰的关心。”
众所周知，大学毕业后的20年，是奠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20年，也是妇女生儿育女的20年。普通的职业妇女要混到年薪10万以上，常常要全身心地去为事业拼杀，很难在这段时间顾得上要孩子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女权运动以来，大批妇女得以在男人垄断的传统领域获得成功，但这些敢为天下之先的妇女如今正好过了生育期。于是，即使在女权主义者内部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省：是的，我们是赢了。但是代价是什么？我们的胜利是否值得？
